这次中日韩外长会，为何是“关键一步”？

当地时间11月2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在韩国釜山同韩国外长朴振、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。三方重申了合作共识，并且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，做好筹备工作。时隔4年3个月再次举行的这次中日韩外长会，为推动三国合作重回正轨迈出了关键一步。

11月2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在韩国釜山同韩国外长朴振、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。图/外交部

过去四年是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刻演变的四年，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，新冠疫情也对各国发展和相互合作产生了全面影响。中日韩高层对话的重启，无疑将为三国合作注入久违的政治动能，也将有助于拂去东北亚上空笼罩的“新冷战”阴云。

中日韩合作始于1999年，在亚洲金融危机寒流中开启，逐渐形成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、21个部长级会议为主体、70多个对话机制为支撑的全方位合作体系，涵盖经贸、物流、文体、教育、环境、科技、卫生等30多个领域。如今，中日韩合作不仅是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、覆盖领域最广、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，也是东北亚地区唯一的政府间多边合作机制。

24年来，中日韩合作在曲折中前行。其中，三国领导人会议可以看作是中日韩合作的晴雨表和风向标。从1999年到2008年，中日韩领导人在东盟和中日韩（10+3）对话框架内共举行了8次会议，期间在2004年到2007年因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断了近三年。

从2008年开始，中日韩开始轮流主办领导人会议，到2012年连续召开了5次会议。但此后，受到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、2013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、日韩“慰安妇”问题、强征劳工案以及中韩“萨德”等问题的影响，三国领导人会议时断时续，从2012年到2019年间仅仅召开了三次。自从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召开的第八次会议后，受制于延宕三年的新冠疫情叠加日韩矛盾，三国领导人会议已中断近四年。

中日韩三国外长合影。

过去四年中日韩合作的举步维艰，正是东北亚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和地缘矛盾的真实写照。20多年来，中日韩“三国演义”在东北亚不断上演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但总能柳暗花明，峰回路转。今年，随着日韩关系得到改善，作为轮值主席国的韩国表现出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积极意愿。然而，在日韩国内政治生态日益保守右倾、美国拉紧美日韩同盟、竭力在东北亚推动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的背景下，日韩两国对待中日韩合作的态度仍显得三心二意和犹豫不决。

一方面，近年来日韩对华戒惧和竞争意识上升，两国国内各种“中国威胁论”层出不穷，“倚美制华”思维根深蒂固；另一方面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螺旋上升，日韩担心局势失控，希望借力中国来维护东北亚的战略稳定。此外，日韩国内的中左派也要求政府纠正“对美一边倒”的政策取向。韩国《每日经济》社论称，中日韩外长会“部分扶正了韩国以韩美日为中心的外交路线”，从这点看“意义重大”。

当然，中美关系的缓和也是促成日韩态度转变的关键因素。今年6月以来，中美之间通过一系列高层接触和互动，最终实现了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日本政府派出国家安保局长访华，推动实现了中日领导人旧金山会晤。韩国尹锡悦政府则高调举办此次三国外长会，并表现出尽快主办领导人会议的积极姿态。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如果能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得以恢复，将会推动中日韩合作全面重回正轨。

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举行。

时隔四年，中日韩合作又一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关键路口。王毅指出，中日韩要当好东亚合作的“领头羊”，以三国合作带动东亚合作，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，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，抵制将区域合作阵营化。要当好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“稳定器”，践行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安全观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、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。要当好解决热点问题的“减压阀”。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，当务之急是给局势降温，为重启对话创造必要条件，为此采取有意义行动。

作为东亚前三大经济体，中日韩经济总量占到东亚的近九成，彼此互为主要经贸伙伴，利益深度交融。过去四年，中日韩合作原地踏步，令人惋惜。重温合作的初心与使命，推动合作重回正轨，需要三方相向而行，切实把合作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行动。

（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）

作者：项昊宇

编辑：徐方清